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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小编 时间：2026-04-30 19:39:40
是的，就连“亚比”这个词语都逐渐上了年纪。我和我身边的那些曾经以“亚比”自居的年轻人，也不得不担负起生活的重任，慢慢进入需要料理家务，定期请阿姨的人生阶段。
BIE的之前有篇文章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亚比的问题——只有中产出身的小孩才可能长成一个亚比。
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多少还抱着希望，以为可以用离经叛道的行为，和“中产”这个词划清界限。然而，当亚比们开始当家，就会发现，阶级似乎是种洗不掉的烙印。
也许在这样的矛盾中，一种普遍性的感受油然而生：阿姨上门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——很尴尬。
我有个朋友，诀窍是在DDL前一天请人打扫。阿姨忙上忙下，自带“躺平可耻”的氛围感，逼得她坐在桌前，对着电脑表演努力工作。一来二去，假戏真做，阿姨反向监工竟然促成了她工作效率最高的时段。
还有个朋友，自称有点“左翼良心”，无法直视雇佣劳动现场，但自己又不乐意干家务。他的解决方案是：把钱给女朋友，让她监工。阿姨一到，他立刻出门，去咖啡馆点一杯咖啡，坐上三个小时再回家。
有人直言，请阿姨到家，更像是找了个“外包的妈”。对于我们亚比来说，大部分人和自己亲妈的关系都处理不好，更别说在外包关系中找到舒适区，只能寄希望于阿姨十全十美，可以尽量减少一些磨合。
俗话说得好，投胎是门技术活，寻个好“妈”已是不易，而想找个和“妈”差不多周全的阿姨，更是难于上青天。
第一个阿姨干活偷工减料，表面答应得很好，没人看着的时候，完全不给奶瓶消毒；第二个阿姨将昂贵的羊毛衣物统统机洗，造成不少损失；第三个阿姨消极劳动，让做鱼便只做鱼，饭和菜都不煮，开吃时一家人面面相觑；第四个阿姨上户后慢条斯理地洗澡、吃水果，对照顾孩子只字不提，被开除还反过来索要一天工钱。气得闺蜜破口大骂：现在的阿姨怎么这么没素质！
众所周知，中产阶级注重体面，即使对服务不满，也鲜少直接批评他人素质：过分苛责底层劳动者，反而会显得自己修养不好。既如此说，想来是忍无可忍了。
我没有轻易赞同这个结论，于是自己又私下调研了一番，无独有偶，新晋奶爸给我讲了他家的故事：
头个阿姨上户第一天，把价值几千的吸奶器连着电机一块水洗，直接给弄坏了。看在她年纪大，人还算勤劳的份上，就先算了。直到发现她偷偷染了头发，还若无其事地抱小孩，这才下了逐客令。我笑称，他作为一个曾经的亚比，竟无法接受自己雇佣的阿姨染发，屠龙者还是成了恶龙。
接任的阿姨稍微年轻一些，学东西倒是快，但人太有主见，管理起来颇费周章。90%的聪明劲都被用在摸鱼上了——要么躲在厨房半小时不出来，要么洗澡磨蹭一个钟头。让写育儿笔记，她推说 没文化写不出来；改成简单记录宝宝作息吧，结果连上午下午的时间都常常弄混，明显在应付差事。
他甚至还总结，学习能力与劳动能力对阿姨群体来说，往往表现为此消彼长的关系：老一点的教不会，年轻一点的吃不了苦。
作为Z世代年轻人，连保洁上门打扫都会感觉尴尬，更别提开口和阿姨交涉了：温和提醒收效甚微，过于严厉又担心招致报复。只得拿出点激励措施——逢年过节发个红包，每周还给住家阿姨单休一天。然而，她们似乎都觉得理所应当，活一点也没多干。至此算是无解，只能归因于“多数阿姨素质有问题”，朋友们被迫重复着解雇、面试、上户、磨合、解雇的循环。
怎么说呢？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亚比是有原因的。听大家倒了这么多苦水，我那骨子里流淌着的反叛开始叫嚣：阿姨不可能是天生没素质的。
我帮阿姨说话，并不是出于一种浪漫的道德观：在坚硬的高墙和撞向它的鸡蛋之间，永远站在鸡蛋这一边。我想讨论这件事，是因为我继承了我的阶级，我了解它的心思，一直以来，我们积怨很深。
在我家，父亲虽不会自称“左翼”，但也一直反对请保洁，认为让人伺候有失体面。然而，每次趁他不在时请人打扫完，他又总会对干净的房间赞不绝口。渐渐地，我们形成了默契——阿姨上门都安排在他出门的时候。父亲当然心知肚明保洁来过，只是绝口不提”有手有脚要自己打扫的大道理了：实际劳动已经转嫁给他人，自己却不必承担使用服务的道德压力，直接装不知道就好。
我讨厌中产阶级伪善的道德，讨厌它讲究学历、品味、体面，讲究不能阶级跌落，讲究劳务外包，但又不弄想脏自己的手，不愿承认目前地位建立在对他人的剥削之上。父亲在雇人打扫这件事上美美隐身，但他所灌输的价值观却会将我困住。面对无法选择的特权，我时常感到矛盾、撕裂、受之有愧。最后，只好以成为亚比的方式完成自我和解。
因为过得拧巴，我挺痛恨那些快乐的中产阶级——认为得到这样的位置完全是通过自己努力 ，能够心安理得地享受的那种人。比如，那些给自己ID取名为“藤校宝妈”的人，和能在雇佣时说出自己作为高知家庭，可以给阿姨的孩子辅导功课、介绍实习的那种人。
他们有一种厉害的本领，不想看见的时候，就可以看不见：大多数阿姨对城市生活的适应成本，被异化为了工作能力问题。许多人不会操作智能家电、不会护理高端衣物，而这种无知恰恰源于阶层固化所造成的生活经验断层。结构性不平等导致成长环境的差异，被简单归因为了个人素质欠缺。
实际上，即便对出生于中产家庭的年轻世代来说，诸多生活技能也并非无师自通。然而，外界评判却存在着明显的双重标准：优势阶级天然享有试错权，而弱势人群的摸索则容易被定性为”生来愚笨”。比如，在美国读书期间，室友突发奇想，把普通洗洁精倒进洗碗机，导致家里大水漫灌。物业讲解正确使用方法以后，我们也都一笑了之。若相同错误发生在初到城市的阿姨身上，恐怕只能换来”这也不会”的白眼。
人们想当然地觉得，做这行的就应该样样精通，再不济现学也行，若无法快速掌握，便归咎于学历低之刻板印象。阿姨提升技能所面临的困境很容易被忽略：系统性职业培训的缺乏，高强度工作所占用的精力，操作错误即失业的不安全感……这些困境造成了新的恶性循环——严苛标准引发恐惧，恐惧阻碍学习，能力停滞进一步强化偏见。
在批评家政人员专业素养不足的同时，要考虑到针对她们的教学体系既缺乏普惠性，又难以保证质量。许多培训课程（如月嫂1、养老护理员2等）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——不仅要求脱产学习，还需承担2000-8000元不等的培训费（相当于半个月以上收入）及相应误工损失。这种机制实际上将大量底层从业者，特别是文化程度较低、经济压力较大的群体，排除在教育资源之外。
另一方面，部分中介为快速牟利，减省了必要的岗前培训环节，转而采用”简历美化的捷径——通过虚构工作经历、夸大服务技能、堆砌无用证书等方式来包装阿姨3。这种做法，不仅无法提升从业者的工作水平，更造成雇主期望与实际服务质量之间的落差，加剧双方的不信任感，也进一步激化了阶层矛盾。
如果雇主寄希望于阿姨自发学习(就像领导幻想员工会用业余时间提升自我)，亦是过于理想化。以月嫂为例，照顾宝宝和宝妈需要有很好的耐心和体力，每月连续工作26日，全天24小时待命。她们夜里每2个小时就得起床查看一次宝宝情况，唤醒宝妈喂奶、拍嗝、更换尿不湿、哄睡……4一套流程至少四五十分钟，算下来一顿奶的间隙，月嫂能休息1-1.5个小时，整晚合计只有3-4小时的睡眠时间。
月嫂坦言，只有等孩子入睡后，才能抽空研读专业书籍，或是观看线上培训课程。这无疑进一步侵蚀了她仅存的碎片化休息时间。现实生活中，在连轴转的工作常态下，若再苛求阿姨投入额外精力学习（智能家电使用、早教课进修、新菜式制作等），未免有些强人所难。在休息时，人们选择用刷短视频的方式缓解疲惫，与其说是懈怠，不如说是超负荷劳动下的无奈选择。
在电影《寄生虫》的豆瓣条目底下，有一条高赞评论：“这部电影最伟大的地方就是，有钱人实际上是什么都没做错的，夫妻恩爱，儿女喜人，没有出轨，没有冷暴力，没有虐待儿童，对司机、佣人也大方不抠门，他们真的真的善良单纯…… ”
我的朋友们也都品性纯良，成长于富裕的家庭，没有经历过风吹雨打。他们会在自然灾害时捐款、在炎炎夏日给快递送水，在麦当劳自觉收拾餐盘——我不相信他们会苛待家政从业人员。但即便是这样一群人，也会不自觉说出”阿姨素质低”的话，说明鸿沟已经没办法再视而不见。或许他们前三十年的人生轨迹与底层劳动者鲜有交集，而今却要在最私密的家庭空间朝夕相处——必须直面彼此的存在，无法回避的感觉，就像走路时鞋子里有一颗小石子。
在他们对阿姨的诸多不满中，一部分可以用物质、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的理由解释（12/24小时制混用、不了解染发危害婴儿健康、机洗贵重衣物等等），总体而言尚可原谅。至于说了还不改的问题，最令人难以容忍，因为似乎无关客观能力，纯粹是态度恶劣。
跳出表象审视此类矛盾，其本质依然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：当阿姨用同一块砧板处理生熟食时，是多年以来农村生活的肌肉记忆在发挥作用。在资源有限的环境里，这就是最顺手、最经济的操作方式。同样，奶瓶消毒的标准总被疏忽，恐怕是因为用清水冲洗后喂养自己孩子的经验，从未导致过健康问题。
城市里讲究精细化的生活，农村则有着与其经济条件相匹配的务实逻辑。当两种模式相遇，雇主倾向于将操作习惯归因于态度消极，而她们或许只是在本能遵循多年以来的生存智慧，额外步骤显得既缺乏必要，又增添负担。
于是，阿姨和雇主总在斗智斗勇。对于雇主来说，最趁手的武器无疑是绩效管理——这几乎是我们在优绩主义成长路径上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。
只不过一物降一物，“上价值”这招对有些人就是行不通，不管加薪也好，还是开除也罢，阿姨们依然故我。这让我不得不开始反思“现代性”价值观的普适程度——科学规划、个人奋斗、效率至上，此类规训在阿姨身上都难言效力。
“职业发展”对社会上升通道有限的她们来说，就是一个伪命题。面对种种刚性支出，她们不得不优先确保眼前收入，而非寄希望于未来发展。就如同《寄生虫》中，虽然一家人都找到了工作，但这些工作的上限和下限都很明显。他们不会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的原因，是他们冥冥中知道，努力与否其实影响不了他们的社会地位。
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记述了资深阿姨李文丽的故事5：疫情期间家中有2位老人需要赡养，丈夫因车祸残疾，2个儿子亦未成家，虽然工资低到“没心情去干”，但她仍然选择了“先凑合着”，而不是韬光养晦，在家学习，等待更好的岗位。
当生存成为第一要务时，自我提升就无从谈起，加薪、口碑等远期福利亦是吸引力平平。我们可能会鼓吹“奋斗改变命运”，但很少想到这句话本身即是自带阶级立场的。现实是，农村妇女在职业选择上被迫进行着代际重复：在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记述的案例中，从1980年代到2008年，陈氏姑侄三人先后在相似的年纪踏上北漂之路，为生计成为一名家政阿姨。6
如果长期目睹辛苦依然贫困之现实，人们或许会发展出消极的认知——将失败归因于不可控的内在因素，如命该如此、能力不足等等。在虎嗅的采访中，阿姨们纷纷形容自己“没读过书，只能干这些” 、“天生劳碌命”，甚至发展出“花钱之人没有错处”的职业伦理7。这种自我否定倾向，亦在消解着被激励的可能——她们既无暇顾及遥远的将来，也不相信生活真的能发生改变。
一方面无法被“画饼”，另一方面，大部分惩罚对于已经身处社会底层的家政从业者而言，威慑力都显不足。朋友谈论雇佣体系时，提到行业内存在监管缺位、诚信丧失等问题，管理工作基本丢给了雇主。面对可能存在的简历不实、工作失误等风险，他们只能采取开除的单一手段。这种处罚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——阿姨可以轻易通过中介派单的方式转换雇主，继续以做一天算一天的方式维持生计。
即便试工时遇到了称心的阿姨，但现代职场的契约精神也无法约束到她。若得知其他家庭给钱更多，她完全可以随时终止当前的劳动关系：以家人患病、手术需求等难以查证的个人理由提出离职。8面对这种情况，容易尴尬的Z世代年轻人往往陷入两难——既无法核实这些说辞的真实性，又碍于面子不便苛责。
去年三八节的时候，社交平台上 “保洁员值得拥有一间体面的休息室”话题一度很火热，我的中产朋友们并不吝惜自己的赞同。毕竟他们都熟读：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，要记得，别人并不拥有你所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。
话题获得了一边倒的支持：人们反复强调保洁阿姨工作艰辛、待遇微薄、值得更好的工作环境。在这些声浪推动下，确实有不少保洁员的休息条件得到改善。然而，这种将结构性困境简化为个体遭遇的叙事方式，巧妙回避了教育资源分配、社会资本积累等更深层次的制度壁垒。
媒体上充斥着对保洁员粗糙双手的特写、对超长工时的记录、对家庭困境的渲染。于是，我的中产朋友们可以轻松地对远方的报以同情，却往往忽视自己日常生活中的阶级特权。
“钱是熨斗，可以把一切都熨平。”当人们说阿姨没有素质的时候，或许只是因为阿姨没有钱。
有了钱，就有了定义素质的权力。中产阶级将“素质”等同于教育水平、道德修养、精致品味，阿姨们可能并不赞同——在她们的世界中，真正的“素质”是体力强、能吃苦、懂生存。
写字楼里流行着底层逻辑、痛点分析等话语，在阿姨听来，估计是天方夜谭。所以，当中产阶级试图用现代管理手段来“赋能”阿姨时，往往发现规则完全失效。升职加薪没用，末位淘汰也没用，她们甚至还会拿捏住雇主对于家政服务的依赖。权力关系的反转，使得精英阶层在愤怒之余，更倾向于将矛盾归因于对方不可教化的素质缺陷。
作为一个亚比，有时候我会羡慕阿姨，拥有“没素质”的自由。她们可以通过技术性缺席争取到有限的自主权——使出临时请假、袖手旁观、降低标准等招式，实现对工作不合理诉求的消解（如24小时待命，无死角监控，免费加班等等）。这是一种来自底层的生存智慧，既不直接挑战权力结构，也不谋求制度性补偿，而是利用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高昂的现实漏洞，来稀释权威的效力。
阿姨从不是逆来顺受、不知反抗的。《我的母亲做保洁》作者张小满提到，她们维权的方式传统且“勇敢”，“比我们白领更勇敢”。如果遇到拖延20多天不发工资的情况，阿姨们会选择在地下室；被欺负了，她们会立刻找老板反映；需要清理极脏的卫生间，她们就果断拒绝；当主管压榨超龄老人时，她们也一致站出来反对。9
我做不到的事情，阿姨做到了。站在打工人的角度，竟有些拍手称快的意味。领导看不惯下属摸鱼，正如雇主在意阿姨刷手机的时长。时刻担忧阶级滑落的中产白领，在职场上往往忍气吞声，只有在雇佣关系倒转的时候，才有机会尽情发挥。
于是，我也不再执着于纠正朋友的偏见，这样反而能更清醒地审视制造对立的系统本身：虽然部分人有特权，但没有人是胜利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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